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是个怎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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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高祖便喜爱书法,唐太宗更是深爱书法,以至于亲撰《王羲之传论》,评其书法为,古今第一。后来还派人骗取《兰亭序》,据为己有,随时观赏,并把《兰亭序》殉葬入棺。正因为如此,唐代从宫廷到民间,人们普遍都喜好书法,欣赏书法,许多大书法家自然也应运而生。
晚唐柳公权是自成一家、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书法家。柳公权幼时聪明好学,据说刚刚十二岁就以善辞赋而闻名。他以楷书见长,初学王羲之,又得益于、颜真卿的书法,终于自成一家。柳公权的字结构紧凑,骨力秀挺,洒脱而有法度,人们将颜真卿与柳公权并称“颜柳”。甚至赞叹柳公权的字胜过钟(钟繇)、王(王羲之)。柳公权自时召为学士,历经穆、敬、文三朝,一直在宫中侍书。字越写越多,也越携越好,声名远播。那时的公卿大臣家立碑,如果得不到柳公权的手笔,就会被人们看作是不孝不敬。
常言道“字如其人”,此话虽不可绝对看,却也自有其内在的道理。柳公权的字为何颇具风骨,恐怕与其身正人直不无关系。柳公权自己更有“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的名言。一次,唐穆宗一边看着柳公权运笔写字,一边连连赞叹,还地问道“你的字怎么写得如此之好呢?”柳公权当即便以“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来作答。这本身就是他写字的法则。但在此时此刻,他向讲出这样的话语,显然是有弦外之音的。柳公权是在告诉皇帝,只有用心做事,才会心正,做事就没有偏差了。此言说罢,整日沉溺酒色的唐穆宗“默然改容”,因为他知道柳公权是在进行“笔谏”。这个“笔谏”是真诚而大胆的,真诚在于柳公权希望皇帝能够律己清政,他以自己的书法心得来打动皇帝;大胆则在于毫不虚伪做作,直言答对,如此“笔谏”自然是对唐穆宗的一次有效触动。
十几年后的一天,唐穆宗之子唐文宗在便殿上与官居中书舍人的柳公权等谈话。说着说着,文宗扬起衫袖来让柳公权等看他的龙袍,并且洋洋自得地言道“我这身衣服已经洗过三次了。”刚刚说罢,在场的众人立刻赞颂不已,都说“一衣三浣”是皇上的俭朴美德。唐文宗被捧得,可猛然间发现站在身旁的柳公权竟然始终一言未发。文宗禁不住要问缘故,柳公权答道“陛下贵为天子,拥有四海,您应当选用贤良,罢黜不肖之臣,还应该接受劝谏,赏罚分明,这才能使天下真正和乐光明。至于穿一件洗过几回的衣服,只不过是细微末节罢了。”这番话显然是“心正笔正”的柳公权又一次机智大胆的直言。可庆幸的是此言非但没有惹恼皇帝,反而得到文宗的格外垂青。
唐文宗当时说道“我知道中书舍人不应该再做谏议大夫的,可是因为你实在具有正直敢言的诤臣风采,所以要委屈你兼任此职。”次日,唐文宗正式任命柳公权为谏议大夫,他所任的其他职务照旧不变。名正言顺,此后他向皇帝进言就更方便直接了。就这样,柳公权一面写出一个个好字,一面讲出一句句有利国家的直言,直到咸通六年去世,享年八十八岁。
“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柳公权以“心正”练就了的“柳骨”,而更难得的是他又以“心正”给历史与后人塑造了一个正直敢言的良臣形象,这将作为另一种“柳骨”而留存在史册和人的心中。
细究起来,柳公权所说的“心中”里面其实包括着“心巧”。唯有又正又巧,方能沉稳地秉笔、运笔,写出绝妙的好字来;也唯有又正又巧,方能在适当的时候,抓住可能的时机,讲出皇帝平时不爱听、接受不了的话来。在柳公权的“心正”与直言之间恰恰是以“巧”字联结的,因为在当时的环境里想要“批龙鳞”是十分难得的。可是要想顺利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光凭“正”和“直”是不够的,而在“正”与“直”二字之间联结上一个“巧”,恐怕是最佳的组合了。柳公权劝谏的成功就是他这个“正—巧—直”最佳组合在发挥奇效,这“巧”就是极大的智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