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做和尚只要剃光头就可以看吗 事实证明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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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来，传入中国。由于佛教的教义在于以生为苦空，以涅槃(死)为解脱，讲究苦行禁欲，戒律烦苛，适合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缓和阶级矛盾的要求，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巩固，所以经历魏晋，传播发展很快。随着佛教发展规模的扩大，宗教事务管理制度亦随之产生。

　　一、佛教管理机构

　　北魏置监福曹以统辖全国僧尼;置昭元寺，掌管佛教与，置大统1人，都维那1人，又有主簿、功曹等员，以管理州沙门统与郡县维那。北齐又于鸿庐寺置典寺署，有令及丞，又有僧祗部丞1人。置司寂上士、中士，掌佛教之政。

　　对国家却不负担赋役的义务。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日益造成了对政府的威胁和民生的害;，佛教自成体系，不敬王者，不拜父母等行为又与儒家讲究忠孝的传统伦理观念相悖。，统治阶级中很多有识之士不断提出抑佛的主张，于是在北魏和北周就有两次使僧侣还归编户、寺院皆为俗宅的灭佛事件的发生。在北周大象二年(577年)夺取北周的政治权力，不久就下令恢复佛教。

　　在佛教恢复传播之后，还利用政权的力量兴建寺院，营立庄田，于开皇十三年(593年)下诏于诸州名山之下各置僧寺一所，并赐庄田。由于帝王的提倡，佛教又很快地发展起来。隋初管理佛教的机构是鸿胪寺所属的崇玄署，设令、丞为正副主官，管理佛教与道教事务。炀帝时改佛寺为道场，各置监、丞，属鸿胪寺。

　　统治者自认为李耳之后，崇尚道教，在武德八年(625年)规定道教的序次在佛教之前。其时沿隋制于鸿胪寺置崇玄署，掌管佛教与道教，每寺、观各置监1人。

　　贞观中废寺观监。革唐命，以周代唐，罢玄元为老君，而以佛经作为女主受命符谶，“以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采取了抑道崇佛的政策。

　　延载元年(694年)又敕全国僧尼隶祠部，不属司宾(即鸿胪寺)。中宗复位后又恢复崇道抑佛的政策，道教的序次又改在佛教之前，而管理机构未变，玄宗时一度又改属鸿胪寺，不久又隶属祠部。《通典》卷23《职官五》“祠部郎中”条谓其“掌祠祀、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卜祝、医药等及僧尼簿籍。”

　　管理僧尼簿籍是祠部职掌的一部分。德宗时又置左右街功德使与东都功德使、修功德使，管理僧尼和修建官寺。不过僧尼的度煤仍由礼部的祠部司掌管。宪宗时又在左右街功德使之下分设左右街僧录。元和二年(807年)并以道士、女冠隶属于左右街功德使。其后除会昌二年至六年(842~846年)以僧尼隶属于主客之外，功德使总掌佛教和道教的管理，代替了前此的崇玄署。五代时亦大体沿用此制。

　　二、和尚管理制度

　　宋代对宗教事务实行国家一统管理的制度。其具体措施主要有

　　1、凡兴建佛寺或道观，必须向国家办理登记手续，得到批准，由朝廷赐给敕额，才算合法。

　　真宗大中祥符间(1008一1016)，一统改换全国寺名，实际是对全国寺观实行重新登记，改换有些地区五代以来旧的名称，一统颁赐敕额，以便加强管理。元丰改制后的祠部即专管此事。

　　2、各路每年剃度僧、尼有年龄等的限制。

　　真宗时，规定僧和道士、女冠年满18，尼年15，获得了剃度受戒的资格。此后，每逢一年一度的“诞圣节”即当朝皇帝的生日，参加本州的考试。由各州选差本州的判官和录事参军在长官厅举行，应试者童行(指出家入寺观尚未取得度牒的少年)念经百经，或读五百纸;长发念七十纸，或读三百纸，为合格，才允许发给官方证明文件——度牒。

　　3、限制剃度人数和度牒发放数量，以控制僧、尼人数。

　　太祖开宝间(968-976)，规定僧、尼每100人剃度一人。太宗至道元年(995)，改为每300人剃度一人。在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以前，承袭晚唐之制，凡沙弥、童行领取剃度文牒，要交纳一定的价钱。至这一年开始，取消了每道要费100贯文的做法。英宗治平四年(1067)，朝廷赐陕西转运司1000道度牒，以买谷赈济，出售度牒。

　　神宗熙宁元年(1068)，采纳知谏院钱公辅的建议，今后祠部遇岁饥、河决，“鬻度牒以佐一时之急”，皆减少一半。从此，宋代政府出售度牒渐趋经常化和制度化，每年立有定额，价钱也有定格。史称“新法既行，献议者立价出卖，每煤一纸，为价百三十千，然犹岁立为定额，不得过数。”最初每年售3000至4000道。至元丰六年(1083)，限为一万道。每道定价130贯文。

　　夔州路转运司增价至每道300贯文，后渐减为190贯文。依此推算，宋代每年财政收入达100万贯。哲宗时，度牒价格上涨，每道达200贯文。徽宗时，一度毫无节制地出售度牒，祠部一年卖度牒近3万道，使每道价钱降至不到90贯文，以致全国僧尼激增。

　　后来加以整顿，甚至下令暂停3年至5年出卖，才稍有限制。南渡后，推行“新法度煤”，价格渐从60贯文增至100贯文。从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至三十一年(1161)，近20年停卖度牒，致使“僧徒消烁殆尽，福建诸寺多用保甲看管”。

　　绍兴三十一年，为了筹集军费，恢复制造和出卖度牒，每道定价500贯文。

　　孝宗朝，降到300贯文，后又陆续增加到500贯文，最高达700贯文。这时，“朝廷谨重爱惜，不轻出卖，往往持钱入行都，多方经营，而后得之。”后来又下“停榻之令”，准许客人增出100贯文兴贩，又增至每道800贯文。此后，朝廷给降度牒转多，各州不得不降价推销。

　　通过按额剃度僧尼和定额出售度牒，宋代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控制了全国僧、尼的人数。

　　真宗天禧五年(1021)，僧、尼和道土、女冠共479191人。仁宗景祐元年(1034)，共454388人。神宗熙宁元年，减为273982人。熙宁十年，又减为251785人金。徽宗宣和七年(1125)，聚增至1000000人。南渡后，到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减少至210000人。

　　在宋代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使僧、尼的人数保持在200000人略多的程度，显示了限制度牒发放数量所取得的成效。

　　4、建立一套僧官和道官制度。

　　神宗以前，各大佛寺均由朝廷授予宣敕，差补主首(住持)，远地大庙多用黄牒选补。神宗后，改由祠部给帖。一般寺观的僧、道正副及寺观主首、主事，由本州的僧、道正司审察补授。各州的僧、道正，由知州和从现管僧、道中从上选差;如上名人不能胜任此职，即从以下名次人中拣选有名行经业和没有过犯、为众所推、可以胜任者，申报转运司审核，由本州军差补。

　　京师设左街和右街僧正、僧录、副僧录、鉴义、额外守缺鉴义等，道教也设相应的左街和右街道录、副道录、都监、首座、鉴义等，分管本街教门公事。

　　真宗景德年(1005)，曾亲临便殿接见京师各寺院的主首，询察其行业，优长者补为左、右街僧官。大中祥符三年(1010)前，僧职逐级迁补，由开封府负责，但“滥选者众”。是年，改命知制诰李维等在中书门下出经题考试左、右街僧官，依成绩序迁。

　　两个月后，又命考试道官”。哲宗绍圣四年(1097)，凡迁补僧职，皆要考试大义七道、器义三道，取文理优长者充任。徽宗政和三年(1113)，为避用“主”字，下令全国道士不准称为“宫主”、“观主”，而一律改称“知宫观事”。

　　女冠也依此改称。僧、尼不准称寺主、院主、庵主、供养主之类，皆改院主为“管勾院事”，副院主为“同管勾院事”，供养主为“知事”，庵主为“住持”，等等。

　　重和二年(1119)，改称佛为“大觉金仙”，其余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改换服饰，称姓氏。改女冠为“女道”，尼为“女德”，次年，“复德士为僧。”宣和七年，撤销道官。宋代还对有名望的僧人授予二字或四字、六字“大师”或“禅师”的称号;授予道士二字或四字“真人”称号;，或赐给紫衣。

　　5、重视佛经的翻译和佛、道经典的雕印。

　　鸿胪寺最初设译经院，后改称传法院。又设印经院。皇帝亲自组织佛经翻译，制作序文。真宗时，还委派宰相兼译经使，其他大臣如和知枢密院事为润文官。朝廷不时发布诏令，要求将新译佛经全部刻版印，以广流布。还曾由二馆校定道藏经。

　　6、建立一套法律制度。

　　详尽地规定了“试经拨度”、“师号、度牒”、“违法剃度”、“受戒”、“住持”、“行游”、“供帐”等方面的条法，诸如规定一般僧人和道士犯杖以下的私罪，僧录和道录犯杖赃私罪或徒以下公罪，皆允许赎。

　　圣节试度童行，道士和女冠每50人各度一人，僧和尼每100人各度一人。各戒坛不遇圣节，而擅自开坛受戒，连同受戒者，各徒二年;临坛的主首，与之同罪。各童行，皆留发，仍于本户收其身丁钱米。收童行的本师，要申报主首，到造帐时，主首保明入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