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的行台制度是如何发展演变的？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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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台，即行尚书台，是行省处于萌芽状态下的一种形式，最早出现在曹魏，在两晋至隋唐时期行台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性质有了很大变化，在成熟定型为最高一级地方机构，它的迅速发展是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对当时政局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南朝的行台制度
1、行台的最初出现
《·传》注引《》合称为“三台”。其中御史台简称为台在史籍中并不鲜见。，自以来，尚书的势力迅速扩张。尚书台逐渐从少府府的机密秘书处发展成为事实上的最高政府机关。，“台湾”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尚书台逐渐成为中央的代名词，在晋宋时期几乎成为中央的代名词。出差时，通常需要调派中央相关官员随行。皇帝是封建国家最高权力的代表和象征。
这支以皇帝为中心，随行的官员组成了一个动人的临时中央组织。可见“台”在当时有代表中央政府的含义，也就是说，王观“典行台狱”之行台，当是指以明帝为代表的随行中央机构，是皇帝出巡、行幸的行台，属于临时中央政府性质的行台。行台的最初萌芽是在魏初。时行台一词始见正史。皇上亲自入伍，导致以尚书台为核心的部分中央机关官员随行皇上，这也是事件第一次发生的主要原因。曹魏末年，司马实在位的末年，出现了名义上代表皇帝和中央与军队征战的平台。
2、南朝的行台制度发展
两晋南朝时出现过各种名目的行台，综合言之有两种性质的行台，作为临时中央政府的行台，代表中央政府的临时派出机构。这两种性质的行台都兼有临时中央政府或行尚书台的性质，都是在非常情况下出现的产物，带有较强的军事性和临时性，中央政府或代表机构尚书台，本是固定设置于皇帝居住地国都的，但由于皇帝出巡、行幸，或因皇权衰落被挟持离京，遂致使中央政府机构不得不跟随象征国家最高权力的皇帝移动，这时出现的行台是相对于留在京师的尚书台而谓也。
中央政府遭到破坏甚至被迫流亡时，不得不成立临时政府以救亡图存，此时的行台乃是相对于中央政府而言的。授命外出的中央使者号为行台，则是因为它代表中央政府而行使职权，，魏晋南朝的行台虽因非常情况而偶然出现，但它对以后行台制度的发展提供可以援引的成例，成为金元行省制度的发端，影响到我国地方行政制度的变化，可以说，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二、北朝的行台制度
1、及北魏初期的行台
北朝行台的地方官化滥觞于十六国时期。十六国少数民族政权所置的行台性质与魏晋南朝的行台不完全相同。众所周知，十六国的统治者尽管多为少数族贵族，但由于这些少数族内迁较早，长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这些少数族贵族大都勾结北方世家大族共建联合政权，故其职官系统大抵如同魏晋，其典制又多汉魏成制。魏初邺、中山行台的设置，继承和发展了十六国时期出现的行台向驻治地方机构转化的趋势，尽管随着邺、中山行台的罢废这一趋势受到中断，它为魏末的地方官化提供了某种成例，从而在行台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随皇帝征行的行台早在魏晋时期就有，性质与曹魏文帝和时的行台基本相似，北魏明确载于史籍除此之外还有两例。早在明元帝世史籍上即有留台的出现，太武帝多次亲征，留台出现的更多，
这些留台都是相对于从驾征行的行台而言的。，十六国时期的行台不具有临时中央政府的性质，是中央派驻地方的分支机构，属于行尚书台，北魏初期的行台性质与此相同。
2、北魏后期具有地方行政性质的行台
本官尚书都兵郎中，为督军行台，是中央驻外督军代表。镇南将军是统领这支讨叛军队的主帅，崔鸿兼镇南长史，又是地方统军副帅。崔鸿出任行台旨在督军，长史为军府最重要的僚属，何况又兼行台职，他有权干预此次军事行动的重大决策，由于他代表中央，他的意见自然会受到的重视，这样不仅可以监督主将，而且也分割了主将的权力。这一时期形成的三种类型的行台均为行尚书台，魏初邺、中山行台即已体现了这一特点，此期相对于留台的随驾行台，是跟随皇帝出征、出巡的行尚书台，奉命出使与督军的行台，则具有尚书省派出机构的性质，因而行台官员多从尚书省官员抽任，无尚书职则往往临时加兼。
此期行台在职官特点上具有明显的差遣性质，因事而设，事毕即罢，存在时间不足半年，短则月余，行台官员也临时从尚书省(或皇帝亲信)中抽调，事后一般还任本官，不具有稳定性和独立性。可以说只是尚书省的一个临时派出机构。庄帝建义年间(528)至魏末，行台继续向着地方化的趋势发展，由地方官任行台的数量继续增加，大概占这一时期行台总数的一半，行台由临时差遣而长期驻治地方，演变为一种常设的最高地方军政机构，各行台区逐渐稳定，组织机构也相当的完备。以前的行台官员派驻地方之后，仍然保留着中央尚书机构的原职，随时可以回来复任，这时的行台官员一旦委任，便与中央尚书机构脱离了关系，原职也很快被人取代，行台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组织系统。
三、东魏北齐时期行台地方官化的成熟定型
1、罢免行台是魏末行台制度普遍设置
北魏末年尤其是以后，行台得到普遍设置，并因长期驻治地方兼理军民，由中央临时差遣逐渐演变为地方常设机构，在地方的职官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东魏北齐是行台地方官化成熟定型时期，尤其在北齐，行台成为最高一级地方行政机构。罢免行台是魏末行台制度普遍设置，兼理军民，权力太大，严重威胁中央集权的发展，不久又恢复行台制度则是因为行台制度有它自身的特殊性和优越性，
且自实行以来确实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尚无更好的制度可以取代它。消灭尔以后在晋阳建大行台，即是并州大行台，将军队的精锐部分调到该地，政治上给予特殊的优待，经济上给予充足的供应，从而使晋阳成为东魏军事大本营，其战略地位超过了邺都。高欢父子的晋阳行台实际上是东魏的政治核心，对全国的军事力量具有统帅权。
2、地方豪强控制下的不稳定的行台
此类行台主要设置在东交战的地区，出现的数量也很多。刚刚掌管关西军政的，实力尚不雄厚，为了对付高欢，就重用地方豪强势力，让他们担任地方行台，以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伊川
是与当地有着良好关系的豪强。这种豪强有自己的武装，在地方上有很大的势力，朝廷可以利用他们来保境安民，对付强敌。宇文泰任命李延孙为京南行台。与李延孙任行台的还有河南行台杨琚，广豫二州行台赵继宗等，他们也都是当地的豪强。这种由豪强控制的行台，由于是因人而设，所以并不稳定。地方豪强奉命控制的行台，由于豪强拥有的乡兵义勇很多被归入府兵，大部分变得有名无实，不久都被罢废。此后直到，由于其中央官职采用《周礼》六官制，故不设行台。
随着两朝的完全统一，行台遭到了全面罢废。远绍北朝的行台制度，行省较多出现，在金朝行省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的特点建立新一级地方最高行政机构—行省，从而开了近代中国省制长达七百年的历史，影响到明清甚至今天我国的地方行政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