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羡慕”的宋朝怎么会出现梁山好汉

　　，特别是北宋，史学界公认的看法是，当时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的50%以上，最高达80%。

　　最盛之时人口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只有17座，而北宋末年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竟发展到52座。此时欧洲的最大城市伦敦、巴黎、威尼斯等人口均不超过万人，到13世纪(后期)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仅有10万人口。北宋时东京(今河南开封)、西京(今河南洛阳)、南京(今河南商丘)、北京(今河北大名)人口均在百万以上。

　　宋朝人很有钱，过着从容自在的生活。据《﹒职官志》记载，宋朝宰相、枢密使等高官，每月俸禄为300贯，折合成今天的价值最少也不少于30万元人民币。基层公务员每月也有万元以上。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他们经济富足，又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市民的富裕闲暇的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文化高度繁荣。而南宋初期对南方的大规模全面深度开发，促成南方地区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从此完全取代北方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地位。

　　宋朝的农业逐步走向专业化与商业化。北宋初期大面积开荒，土地不抑兼并，农田规模扩大，注重兴修水利，改进农具，改良品种，农业发展迅速，粮食产量和品种增加，大量的劳动力从土地中释放出来，可以从事制造业、手工业、商业等其它行业。加上城市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流入，促进了城市商品经济发展。

　　北宋大臣司马光曾抱怨世风奢靡时说现在的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袜。

　　既然世人都说宋朝如此富有，如此美好，为什么还出现《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还会有王小波、李顺、、等农民起义?

　　说到这一点，就不得不说到北宋的，他在位二十六年(1100年—1126年初)，是宋朝第八位皇帝，也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但最不适合当皇帝。宋徽宗在生活上穷奢极欲、在军事上，在政治上重用奸臣，把北宋的大好江山短短20多年就给葬送了。

　　宋徽宗以前的皇帝都是非常节俭的，比如当了42年皇帝的，有一次批阅奏章到很晚，饿了想吃烤羊肉，交代下去之后又后悔了，说不用准备了。为什么呢，他说因为烤羊肉要很长时间，而知道皇帝可能晚上要吃烤羊肉，会每天杀一只羊烤了，无论皇帝吃还是不吃都要提前准备，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费，所以就不吃了。宋仁宗就节俭自律到这种程度。

　　宋徽宗在位的最初几年，还比较勤政爱民，那时，天下太平无事，一派繁华的景象。

　　宋徽宗在以为首的六贼的吹捧蛊惑下，生活日渐奢靡，大兴“花石纲”，竟至搜刮天下，导致民怨沸腾，国力困竭，成为激起方腊造反的重要原因，包括《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造反，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 但比方腊的造反规模要小。

　　在看来，“民间如果富裕，那么兵反民不反。如果民间穷苦，那么民反兵不反。”就是说宋朝自开国皇帝，就对农民之所以会造反的原因看得很清楚，就是如果百姓的生活富裕，是不会造反的，之所以造反，就是生活过不下去了。

　　宋朝在民与兵之间采用了一种有特色的度。宋朝百姓没有服兵役的义务，官军都是雇佣军，每个士兵都有军饷，减轻了农民的兵役负担，而当某个地方发生饥荒灾祸时，宋朝就会在该地区加大募兵力度，征召饥民入伍，并可以带家属随军，解决了饥民的吃饭问题，也就没有必要造反。

　　虽然这样也造成了宋朝军队多而不精，即是所谓的“冗兵”，并需要花费巨额资金供养军队，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确实得以快速解决了饥民的生活问题。

　　基于同样的思路，对于造反，宋朝政府常常采取招安的方式解决。把叛军直接转为官军，给头目官职，给队伍发饷，朝廷付出几个官职、几份俸禄，与大军开拔打仗相比，性价比是相当高。并可以派这些人镇压流寇，还能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稳固统治。通过招安，一些没有成气候的民变就会在短时间内得到平息。

　　以上是从朝廷的角度来说，从造反者的角度来说，宋朝百姓要造反，难度是比较小的，好处比较大。因为北宋在军事上实施的是“强干弱枝”之策，强大的都是驻扎在都城附近，从而导致地方的兵力十分虚弱。所以农民造反很容易爆发起来。而爆发起来之后，也有招安一步可以走，民变首领由贼成为了“官”，对于没有什么追求的流寇来说，也是一条不错的人生捷径。就象宋江的这个造反队伍，就是被招安的。

　　宋朝甚至有一句名言“要高官，受招安;欲得富，须胡做。”(《鸡肋编》)

　　有些造反队伍是不能招安的， 比如方腊的造反。

　　史载方腊是浙江青溪经营油漆的一个漆园主，因对当时宋徽宗的穷奢极侈，官吏的横征暴敛不堪其扰，于宣和二年(1120年)起事，他为人豪爽，又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在短时间内就组织了很多人追随他。方腊起义利用了摩尼教，他自号“圣公”，与宋朝分庭抗礼。尽管方腊之乱持续时间只半年左右，《续》记载，“凡破六州、五十二县，戕平民二百万。所掠妇女，自贼洞逃出，裸而缢于林中者，相望百馀里。”

　　所以虽然方腊起义是由宋徽宗和一众奸臣的责任，弄得民不聊生而起，方腊却杀害平民二百万，劫掠奸淫妇女，祸害极大，至少可以说后来完全是祸害百姓的匪贼强盗，并不值得同情。

　　历来民变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是难成气候的。宋代对于知识分子的重视可谓是仁至义尽，重文轻武、不杀大臣、高薪厚禄、取士。既然如此、知识分子又有什么理由参与到造反中来呢?没有知识分子参与的造反也就是流寇强盗之类，成不了气候。象梁山好汉的总头领宋江也只不过是一个县衙里写文书的白领而已，比起人才济济的大宋朝廷中的文人，级别是最低最低的。

　　徭役一直以来都是民变的导火索之一。对广大农民来说徭役确实比较痛苦，完全是免费劳动力。宋朝鉴于这种情况，采用了独特的“厢军”来减轻成年劳动者需要提供的徭役。所谓“厢军”虽然是军队编制，但从来不进行作战，打仗都交给了“禁军”，厢军平时就负责修筑、运输之类的杂货。，其兵员素质也很差，大多是囚犯或者被禁军淘汰的人。《水浒传》里发配去的牢城营就是厢军。

　　宋朝对土地控制其实是比较松的，并不反对兼并，农民流动性大，选择多，无需在一个地方绑死。土地商品化也间接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加上农业科技的进步，使得饥荒出现的次数大大减少。再加上宋朝整体上十分富有，惠及百姓的福利制度也涵盖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所以虽然《宋史》记载的农民造反次数不少，一说为历代之最，但因为《宋史》是二十四史中篇帙最为浩繁的史书，史料最多编纂质量又差，可以说比其它朝代的统计起点低，有些民变的规模小得只记了一个“乱”字就做了数。如果按照统一的标准，宋朝的民变数量真是未必那么突出。 而且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宋朝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造反。造反基本上出不了一省之地，稍稍成点气候就被灭了，或者被招安了;对大宋江山完全没有构成过实质的威胁。

　　其它朝代，无论是、唐朝、，在国家灭亡的时候，都有农民起义参与进来，对这个垂危的朝代轮番夹攻。可是，无论北宋末年还是南宋末年，农民造反不但没有对朝廷参与夹攻，而且还积极行动起来，抗击金国和蒙古外族入侵，维护赵家天下，保卫大宋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