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苏辙兄弟俩开创的宋代蜀学是什么？
、兄弟是四川文人最杰出的代表，两兄弟与其父在著名的中占了三席。可苏轼、苏辙兄弟不仅仅因为杰出的文学成就名垂青史，由他们开创的“蜀学”，与程颐、程颢兄弟的“洛学”，以及的“新学”在整个宋代儒家学说形成“三足鼎立”。到时期的继承者张栻、魏了翁，继续与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并列。
那么，以文学见长的苏轼、苏辙兄弟的蜀学内容究竟有什么内容?他们在儒家经典方面究竟有什么独到的观点?由于绝大多数人们都只关注苏轼、苏辙的文学成就，显然在学术创造方面长期被忽视，值得被重新梳理一番。接下来风趣网小编就带来历史真相，一起看看吧!
一、苏轼、苏辙兄弟为宋代儒学代表之一
从苏洵开始，苏家父子三人早年一直在四川眉州家乡读书多年。苏洵年轻时多次不顺利，除了短暂游历，基本都在家教育苏轼和苏辙。
人到中年，儿子也基本成人，苏洵带苏轼、苏辙到汴京游学，拜会了文坛名宿。对苏洵的《衡论》、《权书》、《几策》等文，认为可与、相媲美，向朝廷推荐苏洵，经欧阳修的助推，苏洵的名气就传播开。
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轼、苏辙应试及第，名动开封。十年后，苏洵编写《易传》过程中病重去世，嘱咐苏轼继续完成。，苏轼、苏辙是宋代蜀学的开创者。
不过，要说苏轼、苏辙以博大的胸怀与杰出的学识凭空创造一种儒家学说体系，也是不科学的。他们的家乡巴蜀地区相对中原虽然较偏僻，但学术根基却十分深厚。从文翁、两大教育名家以来，巴蜀之地涌现的文士大多有创新精神，有这样的学术大家，有陈寿、常璩这样的史学名家，也有谯周这样纯正的经学家。
以儒学名士的《汉书》所记，“蜀地弟子在京师求学者之众，可与齐鲁相侔，”之后，常璩在《华阳国志》最早提出“蜀学”概念，他将巴蜀的文教事业与儒学传播联系在一起。
到以后，多元文化兼容并蓄，互相成就，正是推动巴蜀文化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儒释道三家都在巴蜀取得深厚的文化积淀，名家学说。唐代众多优秀的文人士大夫，随大批北方世家大族涌入巴蜀，为当地思想的蓬勃壮大奠定了文化基因。的阶段，大量精英文士汇聚巴蜀，与成为当时全国文化最繁荣的地区，儒学极为兴盛。
后蜀将《周易》、《》、《尚书》、《春秋》、《周礼》、《礼记》刻于文庙石壁，田况守蜀时又补刻《仪礼》、《》和《谷梁传》，儒家经典《九经》完备，也标志巴蜀儒学的根基强大。比苏轼年长十岁的老乡吕陶(今眉山市彭山县人)在《经史阁记》说“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高公之礼殿，三曰石壁之《九经》。”
稍微了解宋代文学发展脉络都知道，北宋初期崇尚南唐余音，文章以骈俪为时尚，诗词以西昆体流行。反对这种萎靡风格的正是一批文人士大夫，希望以儒家经学理念为依归，推崇言之有物，文以载道的标准。从、、尹洙、、、欧阳修、等人的作品和观点，逐步扭转宋代文化的潮流趋势。
如范仲淹和欧阳修，作为两个奠定宋代文化基础风格的大人物，范仲淹为一代名臣，在地方、朝廷、边关都有很好的成绩，是儒家出世理念的践行者。崇尚教育，推崇经典，但范仲淹倾向于“事功”一派，在南宋以后有、陈亮等人相呼应，他们都有深厚的儒学根基，但又与纯粹研习典籍的士大夫不同。
范仲淹发掘的、李觏等人是北宋著名教育家，他重视“师道”，提倡“宗经”，以儒家经典培养能通达“六经”、悉经邦治国之术的人才。也注意兼授诸算学、医药、军事等基本技能，培养实用人才。范仲淹相比后来王安石能开创经学方面一家之言来说，更倾向于务实的才干。
而欧阳修生平在政务方面的才干不算明显，在文学、史学和经学三大领域则都有不俗的成就。只不过欧阳修的儒家经学方面，与他的史学、文学特点一样喜欢标新立异，表达不俗见解。作为一代大家，有些方面是可取的，有些方面就有点刻意，正如欧阳修主持写史，主要贯穿了他的儒家理念，不管在《》还是《》，对一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批评都体现他的儒学宗旨。
尤其欧阳修的为人广受称赞，对有才华的同僚、后学都大力推举，像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程颢、吕大钧、、、、司马光等等各方面的才俊，几乎都得到过欧阳修的激赏与推荐。
可以看出，北宋文化到欧阳修开始，总体而言不是“守常”，而试图“图新”，以欧阳修为风向标，这一创新思想深深影响了王安石和苏轼。
父子正以融通三教、兼采诸子的特色创立宋代蜀学。好比苏轼赠苏辙的祝寿诗《子由生日》中写:“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经常被拿来举例说明苏轼的学术渊源以儒为宗、兼融释道。
苏轼、苏辙在时声名最大，但这一阶段两兄弟在朝廷的实际地位并不大高。到元佑时期(1086—1093)，朝野形成三个学术思想与政务见解相联系的派别，即以苏轼、吕陶、上官均为主的蜀派，以程颐、朱光庭、买易为主的洛派，以、梁焘、王岩叟为主的朔派。他们相互进行政治斗争，而蜀洛之争最为激烈。
南宋之初北宋灭亡的历史教训，清除党羽，恢复元佑时期的学术风气，对蜀派和洛派在过去朝廷方面的见解一概不追究，单单推崇他们各自在儒家学问方面的贡献，故“蜀学”与“洛学”成为宋代学术的标志。绍兴六年(1136)，朝廷开始禁黜程学，被视为“伪学”，而苏轼、苏辙兄弟的蜀学从北宋到南宋前期基本都居于尊崇地位，直到南宋后期朱熹继承程颐的理学才占上风。蜀中学者李石《忠集御叙跋》云“臣窃闻之，王安石以新说行，学者尚同，如圣门一贯之说，僭也。先正文忠公苏轼首辟其说，是为元佑学人谓蜀学云。”
概括来说，苏轼、苏辙在学术上以儒家经学为根本，杂于佛道、纵横之学，他们不同于传统儒者，既是王安石新学的反对者，又是洛派理学的否定者，在宋代学术中保持独立自由的品格与巴蜀地方的学术特色。
以苏轼、苏辙为宗派领袖，以、秦观、张耒、晁补之等众多苏门弟子为成员，既经历从神宗到北宋末年大大小小的朝野纷争。，他们强大的文学创作影响力，基本代表了北宋中后期文坛的最高成就，即使蜀学因一定朝廷力量受到冲击，但其依附在文学思想之后进行传播，依然成为蜀学影响大量文人士大夫的一种方式。
讲述苏轼生平的连环画
二、苏门蜀学的内容与特色
宋代几乎公认是中华历史上文化学术的巅峰，以吴天墀等先生研究所得，虽然四川在宋代文化学术方面是一大重镇，但巴蜀文人士大夫在宋代前期的地位却不算高，从开始就颇受排斥。
四川从唐代后期开始一直与江南齐名，长期为文化、经济繁荣之地，如三苏家乡眉州，人文基础深厚，据说有一座孙家书楼建造于唐代，对眉州读书人影响很大。三苏祖上苏涣年轻时还当过盗匪，被乡里称为“白跖”，后来却开始读书学习， 在广德二年(764)中，离开巴蜀前往至湖南时，还写过一首《苏大侍御访江浦赋八韵记异》诗，记录与苏涣的交游。
北宋初期，宋军入蜀颇受抵制，登位不久发生过王小波、李顺的反抗，很多人忽视对巴蜀征税的高昂，不论北宋还是南宋，巴蜀川峡四路一直是全国交税最高的地区，这也是四川会出现“”的一个经济方面的原因。
另一方面，尽管有陈省华、陈尧叟、、陈尧咨一门父子在宋朝都算高官，非常引人瞩目。但从社会影响和文化学术方面却不突出，尤其前夕，陈尧叟以来自蜀地，还建议以迁都名义逃到四川躲避辽军，受到宰相严厉批评。换句话说，除了个别状元高官，宋代前期的巴蜀文士还没有真正让人心服口服的，只有到“三苏”父子被欧阳修这样一等一的大文豪钦佩才发生改变。
苏轼、苏辙兄弟在文学上的成就不用多说，他们在蜀学上如何融汇“博杂”的特色?
三苏融合蜀学传统的第一大特点是引入“史学”观念。蜀学一大传统是史学，因为儒家最重要的核心典籍就是《春秋》，史学是儒学根基之一。不论扬雄、陈寿、常璩等前辈，还是对“三苏”有知遇之恩的欧阳修，他们除了文学成就之外，都是重要的史学家。
尽管欧阳修后来自认为庐陵人(其老家祖籍为吉州永丰，历史上吉州为庐陵郡)，但欧阳修本身是出生于四川绵州(今绵阳市)，随父亲欧阳观在蜀地生活了三年，父亲过世，欧阳修才随母亲前往随州投奔叔父。
苏轼、苏辙兄弟在家乡读书较长时间，自然深受浓郁的蜀中学风熏陶，到开封参加科考以后，更受欧阳修在文学、史学方面的影响，尤其父子三人都在史论上堪称独到，三苏的论说文字几乎都是精彩华章。他们观察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特点是更注重与寻常人的联系，扩大到对传统经典的解释更看重世俗人情方面。
蜀学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充满“人情”味，这从苏洵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就开始。如《六经论》一开始就认为，礼所代表的伦理道德典范都建立在人情基础之上。“圣人始作礼也，不因其势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厌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轻去其旧，而乐就吾法，不能也。”(见苏洵《六经论·礼论》)苏洵认为的人情，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欲念，自然本性，以至于后来朱熹认为，“看老苏《六经论》，则圣人全是以术欺天下。”
苏轼继承苏洵的观点，也坚持“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他还说“夫圣人之为经，《礼》与《春秋》合，然后无一言之虚，而莫不可考，然尤未尝。”(苏轼《诗论》)苏辙后来也发挥这一观念，提出独到的“礼以养人为本论”，并洋洋洒洒写成一篇专文。他解释如冠礼养人之始，婚礼养人之亲，丧礼养人之孝，宾客礼养人之交，乡礼养人之本，等等，把各种礼仪都同人们的世俗生活结合，不再局限于过去抽象的儒家伦理解说。
朱熹对三苏的论述非常有意见，甚至认为蜀学比王安石的新学更加离经叛道，虽然正统宋学对蜀学带有偏激的排斥，也足以看出苏氏兄弟的蜀学对儒家的解读和切入点是非常的。
蜀学的容纳包容更体现开放性，所以第三大特色就是佛道融合。
众所周知，苏轼结交佛道非常广泛。在单纯的学术观念上，如代表性的《东坡易传》，对宇宙生成等看法，大量采纳说法，以老解易，如“天地一物也，阴阳一气也，或为象或为形，所在之不同，故在云者，明其一也……”包括运用水等理念，形容阴阳变化，非常有“玄”理，与朱熹等僵硬的天理说解释的确完全不同。在重要的存在论方面，苏轼看重物性自然，与庄子的观点相呼应，另一方面也与人情论相联系。
而苏辙的一些说法，更融合三教相统一，认为三教观念出于一心，有相同相通之处。他说“老佛之道，非一家之私说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诚以形器治天下，导之以礼乐，齐之以政刑，道行其间而民不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泯然不见其际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遗意哉!”(见苏辙《栾城后集》)苏辙在《老子解》等著作中，也把其含义与儒家相结合来解释，往往认为与相一致。，苏轼在为苏辙写的跋文中也一再为弟弟鼓吹，认为其见解合乎先贤的真谛。
因为苏轼、苏辙是文章高手，苏轼的门生如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李廌等无不是宋代著名文士，他们一起互相著述传播，顿时比洛学、新学门人单纯的学究水平高出不止一筹，所以，北宋后期到南宋前期，蜀学成为影响最大的学说，也进一步影响到纯正的儒家弟子。
三、苏氏蜀学的传承影响
就在仁宗时期，苏洵带苏轼、苏辙到京城开封参加科考，父子一举成名以后，随着苏轼、苏辙兄弟一流的才华，苏氏兄弟在中原打开蜀学的名号。
几乎与此，传统的儒家弟子如周敦颐、程颐师徒反而有前往巴蜀的经历。仁宗嘉祐元年(1056)，周敦颐离开家乡湖南为官的第一次远行，就是到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为判官，一共五年。在合州，周敦颐生下长子周寿，妻子过早病故。
周敦颐在巴蜀期间，为很多当地学子教授易学，尤其完成了宋代理学史上重要著作《太极图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原创作品。这样一部影响深远的儒家著作，正是周敦颐在巴蜀地区吸收当地佛道兼容思想完善出来的，颇为让人诧异。
周敦颐被程颐程颢兄弟视为洛派宗师，其实并没有因为他是正统儒家士大夫，表面批评佛道思想，本质上周敦颐还是顺应时代，开宗明义“易有太极”，将阴阳与中庸，太极与无极，将儒家易学与老庄的许多思想都进行吸收融合。
在嘉祐五年解职回到京师路上，周敦颐与要进京述职的王安石相遇，两人都是闻名已久。之前，王安石刚向朝廷递交生平第一篇重要的万言长文《上仁宗言事书》，已经提出要积极大展抱负的志愿。他也是宋代儒家标志性的人物，双方都开创一派，对儒家学说进行了透彻交流，互相都受到很多发。
王安石之父王益，曾在四川新繁为知县，所以，王安石少年时也有随父亲入蜀生活的经历，与欧阳修近似。王安石身上的创新精神也很大，后来号称“新学”，本身王安石对佛道思想同样兼容并包，尤其他的诗文，后期离开朝廷，恬淡安静的气息更加突出。所以，宋代儒学看似各自为阵，本身基础方向却是大体一致的，只是各家都有独到见地，这才产生不同的门户之见。
周敦颐最重要的弟子程颐，二十四岁在京师讲学。神宗熙宁五年(1072)，声名远播，重臣文彦博将其鸣皋镇(今洛阳市伊川县境内)的一座庄园赠送给兄弟讲学，改建为伊皋书院，两兄弟前后在此讲学长达20多年。
哲宗继位后绍圣四年(1097)，程颐被贬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县)进行编管。过去史学界往往认为这是程氏兄弟与苏氏兄弟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因苏轼成为中书舍人、以后，与程颐同为哲宗的老师。苏辙更深受高器重，一直做到龙图阁、代理太尉，进爵开国伯。而程颐也是司马光、王岩叟等守旧人士倚重的人。哲宗亲政以后，实际对两边大臣都进行了处置，程颐就比较典型。
苏轼性格豁达，生活上不拘小节，与年轻的哲宗比较投缘，而程颐一贯比较严厉、刻板，苏轼多次批评程颐对皇帝过于苛刻，有些不近人情，造成两边矛盾加深。哲宗对程颐非常反感，后来斥责程颐“妄自尊大，在经筵多不逊。”连司马光都曾在书信里表示遗憾“使人主不欲亲近儒生，正为此等人也。”(见《寓简》)
程颐如周敦颐一样，在涪州期间，他也完成了一部代表作《伊川易传》，就是更为严谨的义理学说形成，充满思辨性的哲学见解和儒家伦理体系初具规模，此后成为宋元明最有影响的一派学说。
程颐学说在巴蜀的流传也反过来对当地的儒学士生新的影响，例如张栻(今德阳市绵竹县人，为两宋之交抗金派重臣张浚之子)就深受启发，以及之后魏了翁，南宋以后的蜀学继续发扬融合包容的长处，这就是吸收洛学思想进行充实，南宋的蜀学开始具备一些思辨性的解释，像在太极、理、道、心、性、器等等概念方面，都有哲学本体论的特色。此后使南宋蜀学能够继续与和陆九渊心学“三足鼎立”，足见蜀学独特的生命力，所以宋代由苏轼、苏辙兄弟的开创之功与铸造的蜀学特色功不可没，成为巴蜀文化中最具厚重底蕴的一大历史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