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时候,为何很多日本僧侣拜访大宋呢?
自唐末起,中日外交基本都是民间私船往来。到了,日本官方对中日外交仍十分消极,渡海入宋的多是日本僧侣,称为“入宋僧”。宋廷极力塑造四方来贺的“大国”形象,于是这批非官方使者被贴上“朝贡使者”的标签,外交地位一下子不平等了。
入宋僧中最著名是奝然,他几乎独自撑起了整部《宋史》的《日本传》。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八月,奝然为求取佛法,乘坐民间商船入宋,年底到达开封。此时已在位八年,除了在军事上对辽、交趾失利外,朝野一片欣欣向荣,所以他急需“四夷宾服、万国来贺”的场面以烘托盛世。之前高丽遣使而来时,太宗还册封了高丽国王,当时日本的国力又远非高丽可比,所以更受官方重视。
雍熙元年(984年)三月,太宗亲自接见奝然。奝然献上十几件青铜器,若他真是官方使者,这点“贡品”无疑太寒酸了,但太宗乐意装糊涂。奝然不会说中国话,却擅长写隶书,于是“以笔代口”与太宗交流。太宗知道了日本的一些,对“世袭罔替”的天皇制度与官僚制度尤其感兴趣,无不羡慕地叹道“小小岛国竟尚存古道!”并以此为榜样,教导现场的臣子用心辅佐自己,让帝位永固,这样他们的荣华富贵也能世代相传。
太宗对奝然的一系列回答非常满意,于是允许他在各大名寺自由参观。奝然回国时带走大量经书,并在日本仿建了五台山的清凉寺。几年后,奝然派弟子入宋,特意为太宗献上一份谢表,以示不忘皇恩。太宗非常高兴,得意地对臣子说“你看,古道尚存的小国对咱多有礼貌!”
在太宗的倡导下,入宋的日本僧侣越来越多,地位基本相当于的遣唐使。尽管这些僧侣并非由日本官方委派,连正经国书、贡品都没,但仍被宋廷用以装点门面。他们与宋廷的交往缺乏政治性,却在双方的经济、文化领域扮演着积极且重要的角色。
比起宋廷,日本官方对中日外交的态度更为懈怠,因为当时天皇大权旁落,日本政治逐渐转变为“摄关政治”—天皇幼时由大臣代行政事,称“摄政”;天皇成年后亲政,摄政改称“关白”,辅助天皇处理政事。这种情况类似于中国的干政,直到北宋后期,日本官方才勉强解决自己的一摊“烂事”,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开始松动。宋廷终于迎来真正的日本使者,,无论他们在政治、外交方面如何独立甚或强势,在大宋眼中,他们仍是前来高攀的“朝贡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