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灭亡的主要原因，与金朝鹬蚌相争
在中国古代王朝建立时，中国就已形成自己的“天下”观。这种居高临下俯视其他文明的“华夏中心论”自汉、唐成熟，形成了以中国为宗主、他国为藩属的“宗藩体制”或“朝贡体制”，以此规范“华夷秩序”。
宋朝在建立后不久，这套体系就被打破。 辽国以武力向宋朝昭显着自己的存在，迫使咸平七年十二月(1005年)签下。宋朝人无法接受与本应该是藩属的辽国称兄道弟，于是在女真兴起后主动提出“愿与贵朝(金朝)共伐大辽”的倡议，联合女真于宋宣和七年(1125年)一起灭了辽国，与金立下“”。
积累了百年的怨气得以发泄，宋朝自觉重回天朝上国，以藩属之心待金。临海军节度使张觉叛金归宋后，宋背盟收叛将。在金朝的再三索要下，杀了一个长相相似的人搪塞，被金太宗之弟完颜宗望发觉，引大军攻宋。
二年(1127年)，金人攻入宋朝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掳走徽钦二帝及大批皇室宗族北去，是为“靖康之变”。徽宗第九子、钦宗之弟因一直领兵在外幸免于难，于靖康二年五月初一(1127年6月12日)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为帝，延续了宋朝皇统和法统，是为南宋高宗。
不得不承担北宋外交失误的苦果，以及更加强烈的民族情绪。宋高宗对金国的忍让加重了这股情绪。
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在《绍兴和议》签订时金人遣张通古为诏谕江南使，持诏而来，通古到馆旬馀，要与人主抗礼。又要上北面而拜其诏，朝廷议未定，或请列祖宗御容，而置金人诏于其中拜之，至于纷纷不定者累日。通古索备玉辂迎诏书，百官导从，至是犹未决。主其事，坐于待漏院中，置辂于殿门之外，命三省吏服绯绿腰银，枢密院吏服紫腰金，尽赴馆候使人，出则咸导从，使人以为百官也。日高通古等始出馆，驰马入门，有亲事官一人手拽马羁虏使，以藤杖击其手伤，竟不肯放通古宣诏。其词不逊，上皆容忍之。
此次求和与真宗时的澶渊之盟不同，澶渊之盟是宋朝在有利的军事形势下接受求和的结果，虽然双方以和平平等交往为原则，宋朝大部分时间是处于长、兄的地位。，在外交主动性和外交位次上，北宋总是略占上风的。而绍兴和议双方完全不对等，虽然和议中南宋对金称臣，沦为金的臣下，但金朝对宋的官方用语已经从海上之盟时的“大宋”变为“江南”，一如当年北宋称南唐为“江南”一样。
面对这种羞辱，南宋朝臣群情激愤，大臣胡铨称“以诏谕江南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刘豫我也。”高宗的“皆容忍之”只能代表他自己，向金称臣的新屈辱与掳帝之仇交织在一起，“宣和之于契丹，与国也。今日之于女真，世仇也”的情绪弥漫于南宋社会，左右着宋廷的外交政策。
摆脱这种屈辱的关系是自高宗之后朝野世世代代的愿望，其间虽有的积极进取，终因乏力而无所作为。
在金宋对峙中，宋人敏锐的捕捉到了蒙古部落的崛起。及至12世纪末，蒙古诸部开始逐步统一，对金的威胁日益严重。如何对待这支新兴的政治力量，相当一部分南宋官员极为谨慎，他们牢记靖康之耻，没有被复仇的狂热冲昏头脑。
不过这不符合民众的诉求，“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的诗道尽了对收复中原的渴望与对朝廷屈辱求和的愤懑之情。
南宋权臣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利用了这股情绪，在他的强力支持下，1205年，改元开禧，取“开宝”年号和宋真宗“天禧”的头尾两字，表示了南宋的恢复之志。
当时许多希望对抗金国的人士如、陆游等都曾对此怀抱希望。辛弃疾对独揽朝政的韩侂胄轻敌冒进的作法，又感到忧心忡忡，他认为应当做好充分准备，绝不能草率从事，否则难免重蹈覆辙，使北伐遭到失败。
这种清醒的看法湮没在朝野的狂热情绪中，开禧二年，身任平章军国事的韩侂胄未作充分准备便发动北伐。
已听到风声的金朝以逸待劳，南宋军队不仅无功而返，金军更乘胜南下，并诱使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叛宋降金，割让关外四郡。
金朝因国内连年灾荒，民不聊生有议和之意却无彻底改善金宋关系之念，金朝强迫宋朝割地、称臣、归战俘、罪首谋、增岁币。
南宋接受了些条件宋金由叔侄之国改为伯侄之国，金为伯，宋为侄;增岁币银由20万两为30万两，绢20万匹为30万匹，宋另给予犒军银300万两;韩侂胄被杀，函首于金。
此次失败，尤其是宋廷不得不献上韩侂胄的头颅向金人求和令时人倍感屈辱，“靖康耻，犹未雪”上再添新恨，浓烈的民族情绪燃起。但出兵不利又使朝野患上了“恐金症”，对日后外交政策影响甚大。
在权臣的主持下，宋朝一度重新恢复了稳健外交的策略。嘉定七年(1214年)，金朝在蒙古的步步进逼下已经走投无路，不得已把都城从中都迁到汴京，版图只剩下黄河以南的一部分，靠着黄河天险苟延残喘时，南宋朝野就再失理智，当看到金人被鞑靼包围时，南宋上下生出一股“豺狼哭我笑”的复仇快感。
最终，南宋与金朝因为南宋不再给金朝岁币爆发了一场长达7年的战争。本有余力与蒙古进行长期作战的金国士马折耗十不一存，国家精锐几近丧尽。南宋也奄奄一息，走向了经济、政治崩溃的边缘。当两国都失去了抵御蒙古的能力后，走向覆灭也只是时间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