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政权的奠基者曹操 竟唯一信任的人是他
曹魏存在40余年(220-265),是曹魏政权的奠基者。他执掌政权20余年(196-220),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作了一系列的改革,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些改革措施对曹魏政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曹操是位杰出的地主阶级的思想家,鲁迅则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个英雄”,可说评判有据。
曹操(155-220年),安徽亳州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父,是大的养子。东汉末年,豪族地主处于左右政局的重要地位。他们大量兼并土地,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广泛的渗透,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庶族地主却不甘落后,也希望在封建地主政权中争一席之位。在地主阶级内部发生了争权夺利的斗争。东汉政权瓦解之后,他们纷纷拥兵称雄,在政治上采取分裂的政策,大搞封建割据,占地为王,形成鼎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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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为了恢复统一的政治局面,维护中央集权的统治秩序和发展自己的势力,非常重视吸收和选拔人才。在官吏的选任方面,纠正了尚名背实、朋党结交的选举弊端,提倡“唯才是举”的政策,坚持“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方针。203年(建安8年)曹操在《论吏士行能令》中明确指出“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的选官准则。他为了消灭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以成就霸王之业,曾写信给,请他帮助推荐奇谋之士。当时荀彧知道有奇才,便把郭嘉推荐给曹操。
郭嘉字奉孝,颍川郡人(今河南禹县),少年就有远大志向。起初,他听说袁绍礼贤下士,便北上去投奔袁绍,但经过观察,知道袁绍不是真正的成大事者,便对袁绍的谋臣辛评、说“夫智者审于量主,故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之下士,然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霸王之业,难矣!”于是,便离袁绍而去,经荀彧推荐而得见曹操。曹操与他谈论统一天下之事说“本初(袁绍)拥冀州之众,青、并从之,地广兵强,而数为不逊。吾欲讨之,力不敌,如何?”郭嘉对曹、袁二人的贤愚早有分析定论,便胸有成竹的答道
“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汉祖唯智胜;虽强,终为所擒。嘉窃料之,绍有十败,公有十胜,虽兵强,无能为也。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绍以逆动,公奉行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慑,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三也;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宣,不间远近,此度胜四也;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六也;
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也,所谓妇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此仁胜七也;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此明胜八也;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九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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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嘉分析曹、袁两家优劣长短,曹操有十胜之论可谓,真不愧为当世之奇才,曹操听后非常高兴的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郭嘉看到曹操那么诚心的听取他的分析,也深服曹操的英明,愿意帮助他打天下。两人长谈后,郭嘉自言自语的说曹操“真吾主页!”于是,曹操表奏郭嘉为司空军祭酒。从此,曹操对郭嘉非常器重,凡郭嘉所谋划的策略,无不言听计从。建安2年(197年)袁绍占据河北,占据徐州一带,形成互相声援之势。袁绍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想将冀州的消灭,使率领大军北上,进攻公孙瓒。这时,郭嘉对曹操说“袁绍率军北上进攻公孙瓒,可因其远征,东取吕布。若不先取吕布,一旦袁绍来攻我军,吕布就会援助袁绍,此深为我军之害。”曹操采纳了郭嘉的建议,于建安3年(198年)九月亲率大军,“征吕布,三战破之,布退固守。时士卒疲倦,太祖(曹操)欲引军还,嘉说太祖急攻之,遂擒布。”从而取得了“南控虎牢之险,北倚太行之固”的有利形势。
“转斗千里,尽有江东,闻太祖(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将渡江北袭许。众闻皆惧,嘉料之曰‘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雄豪杰,能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孙策临江未济,果然被许贡门客所杀。
后来为消灭袁绍的残余势力及和三郡乌丸,郭嘉又随着曹操踏上北伐的征途。“从破袁绍,绍死,又从讨谭、尚于黎阳,连战连克。诸将欲乘胜遂攻之,嘉曰‘袁绍爱此二子,莫适立也。有郭图、为之谋臣,必交斗其间,还相离也。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不如南征荆州,若征者,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太祖曰“善”及南征。军至酉平,谭、尚果争冀州。谭为尚军所败,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太祖还救之,遂从定邺。又从攻谭于南皮,冀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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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征袁尚及三郡乌丸,诸下多惧刘表袭许以讨太祖,嘉曰‘公虽威震天下,胡恃其远,必不设备。因其无备,猝然击之,可破灭也。且袁绍有恩于四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乌丸之资,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动,民夷惧应,以生蹋顿之心,成窥见之计,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太祖遂行。至易,嘉曰‘,今千里,辎重多,难以取利。且彼闻之,必为备;不如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易。’太祖乃密出卢龙塞,直指单于庭。虏卒闻太祖至,惶怖合战。大破之,斩蹋顿及名王以下,尚及兄走辽东。
郭嘉向曹操提出了用轻骑袭击乌丸的建议,得到曹操的赞成,一举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由于戎马倥偬、积劳成疾病死在北伐班师的路上,年仅38岁。曹操亲临致祭,不胜悲痛,他抚摸着郭嘉的灵柩痛哭道“奉孝之死,是天亡吾也!”又对荀彧等人说“诸君年皆孤辈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尽,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后曹操在大败,叹曰“若在,不使孤至此!”为了表彰郭嘉的功劳,曹操特上表,为郭嘉追加封爵。
曹操用人政策的最可贵之处,是相信“天地间,人为贵”的哲理。他对人才求贤若渴,在其创作的《短歌行》中,他所抒发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辅,天下归心”的思想就是他求贤思想感情的流露。在征讨敌对势力的战争中,曹操深刻的认识到贤能之士对统一大业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建安15年《210年》春,曹操正式颁布《求贤令》,其中说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偿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辛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不得无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丑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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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极端轻视儒家所提倡的那套伦理道德。他认为既要求得贤才,就不能像东汉那样讲究什么孝、廉、仁、义。追求什么行为端正。他在建安19年12月所下的诏令就这样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岂笃行,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曹操的用人标准很明确,他所追求的是有“高才异质,或堪为将相”的人,对于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甚至于“不仁不孝”的人,只要他们有“治国用兵之术”,便可不计德行,予以举用。他认为官吏只要“忠能勤事,”,便可称为“国之良吏”。
既然重视才学,就不能讲究出身履历,《魏书》称赞曹操“拔、于行阵之间,取、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拨出细微,登为牧守者,。”这证明了曹操的用人原则,不仅口头说了,而且实际做了。曹操如此坚持举任贤才,是为了改变东汉以来大族名士主持乡间评议,控制选举局面。曹操的唯才是举的选官方针,对以后的魏晋政权的统一,是有着重要的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