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窟寺最后的辉煌：巴蜀石窟

在秦王朝将四川地区纳入版图以前，这里存在着蜀和巴两个古老的王国，蜀控制着盆地西部的平原地区，巴则占据着盆地东部的岭谷地区。据史学家研究，四川盆地内自夏代后，一直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国控制的区域，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古蜀文化系统——即使不计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宝墩文化，也先后经历了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新一村文化和青羊宫文化(即巴蜀文化)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连续、稳定且持久。正由于四川盆地文化传统的高度稳定，使得秦灭巴蜀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这一地区的文化仍然以其确定的方向和惯性继续保持。

蜀既是一个古国的称号，也是一个古代族群的称号，该王国尽管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数个王朝，但“蜀”这一称号却贯穿始终。正因如此，“蜀”这个名称给后来四川的人们以极深的印象。之后在四川割据的地方政权，如刘备建立的蜀汉，王建建立的前蜀、孟之祥建立的后蜀，每每沿用“蜀”这一古老称谓。

在秦王朝的直接统治下，四川与王朝中心的联系加强。秦王朝又通过原先蜀国的中心成都，将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传播到整个四川及周围地区。在秦朝覆灭后的楚汉战争中，四川是汉王朝建立的后方基础和依托，成都作为西南地区最大的城市，地位日渐重要。至西汉中后期，四川已是全国最富庶的区域之一。正如严耕望所说“史公《货殖列传》述巴蜀物产之饶，但尚未称成都为‘一都之会’，《盐铁论》亦未列入‘天下名都’。至西汉末年，蜀郡已为全国人口稠密地区之一，成都一县著籍民户七万六千余，仅次于长安；加以工商发达，已得与洛阳、邯郸、临淄、宛并列为天下五都，为当时长江流域唯一之第一等大都市。”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地区，其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到汉景帝时期，庐江人文翁担任四川长官，创办学校，开全国风气之先，齐鲁儒家学说从而风行四川，彻底改变了古蜀传统。《汉书· 循吏列传》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今天，我们在分布广泛的汉代崖墓、雕刻精美的汉代石阙、特色鲜明的汉墓装饰(画像砖和画像石)以及造型生动的随葬陶俑等遗存中，都能领略到大汉时期四川独有的区域文化特色和艺术价值。

四川是容易使人产生神秘感的地方。三星堆出土的三具凸目尖耳大铜面像，其原貌就是人首鸟身的大神。在三星堆人的宗教观念中，太阳神是天上的神祇，地上有主管人间的神祇，在天神与地神之间，可能还有一位掌管云雨水气的神祇。三星堆三具人首鸟身的神祇，很可能与后来早期道教的天、地、水“三官”有着某种源流关系。道家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宇宙最本源的东西，被老子归结抽象的“道”，并比喻为形象的“水”，有了水，才会有天地。也许正因四川盆地有着这样深厚古老的宗教氛围，这里才成为早期道教形成的重要地域之一。

当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后，佛也被作为道教的仙佛之一而得以采用。在彭山县东汉崖墓中，在汉墓出土的铜制摇钱树上，我们都能看到早期佛像的身影。但直到南朝刘宋时期，受当时南北方政治和宗教中心的影响，四川才出现了较成熟的佛教与道教造像，这种造像形式和风格以该区域的首府成都为中心迅速蔓延开来。

作为宗教造像的重要类别之一，石窟寺观及摩崖造像需要有适合的山体崖面、强烈的宗教驱动、流行的开窟造像风气和稳定的社会经济为基础，而诸多条件蜀地兼备。四川盆地中广泛分布着石质细腻的山体，自东汉以来，就有开凿崖洞作为墓葬的传统。四川佛教在汉晋时已有传布，南北朝时期更成为一种普遍信仰，当南朝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市)的佛教造像风气传入四川以后，佛教徒以及稍后的道教徒就纷纷在山间崖壁开凿窟龛，建立石窟寺观。从安史之乱开始，尤其是黄巢攻克长安之后，一直到北宋前期，中原凋敝，四川却政治平稳，经济发展，西京长安甚至东京洛阳的著名僧侣、文人和佛道教徒翻越秦岭巴山来到了四川盆地，依托此地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将四川的文化、宗教和宗教艺术推至发展的高峰。唐末至宋初，四川盆地一度成为全国佛教及其艺术的中心，影响所及，北至河西敦煌，南到南诏大理。四川盆地的石窟寺观在全国分布最密集，摩崖造像在全国数量最多，宗教类型和题材内容广泛多样，并且在中国北方地区石窟造像之风普遍衰落以后延续发展并达到高潮。广元石窟、巴中石窟、安岳石窟、大足石窟，都在中国佛教史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