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卖国贼称号的由来，民国的三大卖国贼是

52年前的今天，1966年8月4日，20世纪初著名亲日官员，“五四运动”中的著名卖国贼，曹汝霖死于美国底特律，终年90岁。

曹汝霖之所以有名，缘于在他的名字前所加的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词语汉奸、卖国贼。他顶着这两顶“铁帽子”被写进中学历史教科书，遗臭万年。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大著名卖国贼中，曹汝霖赫然名列榜首，倘不是抗战时又出了汪精卫这种“超级汉奸”，估计曹汝霖的名头还要更响，名声还要更臭。

“卖国贼”的由来

五四学生运动的一个响亮口号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即要求北洋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内惩国贼，即要求惩办政府高级官员曹汝霖和陆宗舆、章宗祥等人。当时，这三人中只有章宗祥系外交官——中国驻日本大使。已多年不任外交官的曹汝霖名列国贼之首，个中原因，在于为人诟病已久的袁世凯时代的“二十一条”，其主要经手人为时任外交部次长曹汝霖和时任驻日公使陆宗舆。

1905年11月17日，中日两国全权大使奕劻、小村寿太郎等在北京就东三省条约事宜展开谈判，袁世凯作为中方代表之一参与其中，而“日本通”曹汝霖是作为袁世凯助手身份出现的。这次谈判签订的《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其实就是将日本已暗自侵吞的利益细化与公开化。

1913年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曹汝霖成了外交部次长，一屁股坐到了对日外交的火山口上。1915年1月18日，日本提交了公然印着军舰、枪炮的文件(“二十一条”)。曹汝霖在回忆录记述道“此次会议，日本提之二十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而撤回。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努力矣。”“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1915年5月9日，曹汝霖等将“二十一条”亲送日本公使馆时，曹汝霖也是“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

火烧赵家楼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是“五四”运动的高潮。所谓赵家楼，即北京赵家楼胡同，也就是曹汝霖的宅第所在地。

五四运动前，曹汝霖曾集交通总长、财政总长、交通银行总理等数职于一身，是北洋政府权重一时的政客。 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由于部分列强与日本事前签署了密约，协约国公然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

当时，交通总长曹汝霖因负责把部分权益让予日本，与货币局总裁陆宗舆及驻日公使章宗祥并称为“三大卖国贼”。“五四”当天，学生游行到赵家楼曹宅，曹汝霖躲了起来。学生误把当时在曹宅的章宗祥当成曹汝霖，痛打章氏一顿，并放火烧了曹宅，此即火烧赵家楼事件。后来，一些学生被抓，事件演变成大规模的罢课、罢工及罢市。6月10日，卖国贼曹、陆、章三人被免职。

赵家楼是条小胡同，位于北京长安街东端之北，至于为何冠以“赵家”，至今仍是一个谜。“五四”一把火，曹汝霖宅邸的东院基本焚毁。上世纪50年代后曹氏旧宅被拆除，于原址建起新楼，成为某单位招待所。后来又改为赵家楼饭店，门牌是“东城区赵家楼1号”。

曹汝霖不仅在赵家楼有公馆，他还有两房姨太太，分别在锡拉胡同和西观音寺有宅寓。大太太带着几位子女，包括1918年冬曹氏父母从原籍上海亦迁来，均住赵家楼。

曹汝霖与陆宗舆、章宗祥都是浙江老乡。曹汝霖是“二十一条”谈判的参与者，被视为亲日派，所以“五·四”运动中曹氏受打击最沉重。学生激于义愤烧了曹宅，点火者即当年北京高等数学科四年级学生匡互生，后随毛泽东在湖南从事驱张运动，1933年病逝。

火烧赵家楼时曹汝霖到底在不在家，是一个至今也未搞清楚的谜团。一般都认为曹恰巧不在，学生们则痛殴了章宗祥。实际上，据后来考证，曹汝霖早就闻听“学生们要闹事”，在家与章宗祥等人一起密商如何对付学生，学生们冲进来时，曹汝霖藏进两间卧室夹层的箱子间。但据曹氏仆人目睹:曹听到叫骂声后，溜出小后门直奔厨房，换上厨役的衣帽，又出东小门逃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

6月10日，徐世昌颁令罢免曹、陆、章三人职务，也否认学生烧毁曹宅，曹汝霖报纸后，大为生气愤。经“五·四”风波，曹汝霖受刺激很深，如惊弓之鸟，藏到哪里都觉得不安全，发誓不再过问政治，愿做在野之民。

尽管他深居简出，但人们并没有忘记和原谅他。他的儿子在天津南开读书，却没有一个同学肯与他同坐，这位曹公子只好隔坐独桌。课间、放学，也没有一个同学理睬他。这种情况，曹汝霖不会不知道，其内心痛苦之状可想而知。

五四运动时，曹汝霖42岁。此后他没再任过要职，似乎也没有东山再起的企图，而是热衷于慈善活动。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据说这个办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领。

上世纪20年代，由曹汝霖发起，共有20多人出资，在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曹汝霖一直担任中央医院的院长、名誉院长等职，经费方面都由他筹措。曹汝霖主持中央医院达十余年，日军侵占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曹去找日军交涉说:“这家医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性质。”日军方罢手。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医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人民医院。

抗日战争时期，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不与日本人合作，拒绝担任伪政府总理大臣一职，后被动挂上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等虚衔，但并未给日本人出力，算是保持了晚节。

1949年曹汝霖去了台湾，1950年赴日本，1957年迁居美国。1966年8月4日逝世于美国底特律，终年89岁。

曹汝霖晚年在忆及五四运动时说:“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