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要御驾亲征，为何仗还没打自己就跑了？

在第二次战争的背景下，当英、法、美三国与清交涉后签订天津条约，原本战事应该告一段落。公使驻京的问题引发了新的冲突。大沽炮台的炮火让英法联军倍感不满，虽然这令咸丰皇帝及其朝臣振奋，却也为次年的战争埋下了伏笔。

大沽炮台的失守，不仅令原本自信的僧格林沁骑兵遭受重创，也让天津陷落。僧格林沁向咸丰皇帝秘密建议撤退至热河。而咸丰皇帝则在上谕中愤怒地表达对洋人的不满，誓言要亲自统兵进攻，以伸张正义。这一上谕令许多臣民鼓舞，甚至连后来的议和派恭亲王奕䜣也主张强硬对待洋人。

少数人看到了咸丰皇帝的密折，意识到事情并非表面那么简单。他们明白，皇帝亲征并非明智之举。大沽炮台的失守证明了防御的脆弱，而天津至通州一带的平原无险可守。这些明白人开始委婉地提出建议，甚至提及北宋的历史，暗示议和是必要的，并建议皇帝守在北京城。

清朝的皇帝们以游猎出身，历来擅长攻人城池，但守城的经验却十分缺乏。尽管北京城坚固高大，但咸丰皇帝对于守城毫无信心。他的决策其实早已明确：他既不打算亲征，也没打算守城，而是选择撤退。他在公开场合展示不屈的斗志和昂扬的精神，但内心早已决定脚底抹油，一溜了之。

尽管咸丰皇帝下令扣押英国的谈判使团，并将他们打入天牢，施以酷刑，迫使对方承认自己是叛贼。但当僧格林沁在八里桥与洋人交战并遭受重创后，咸丰皇帝没有犹豫，立即领着六宫逃离北京，逃到热河。

这场战争揭示了咸丰皇帝的内心矛盾与策略。他在公开场合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情感和对洋人的愤怒，但在关键时刻，他选择了保全自己的利益和安全，展现了帝王的权谋与无奈。这场战争也反映了清朝在面临外来侵略时的困境和无奈，以及统治者的决策与民众的期望之间的落差。